一場排定的音樂會因為演出人員臨時有狀況而取消演出或找代打是很常發生的事, 但像這次Dudamel跟Simon Bolivar SO整團因政治因素臨時被取消本已屬少見 (但事先可預期), 而主辦單位牛耳竟能在幾天內拼湊出一個代打的樂團及指揮, 那才是驚人之舉, 先不論演出狀況如何, 光是能在兩三天內敲出一支非常態性編組的國外樂團, 就已經夠驚險的, 這絕對是史上最冒險的音樂會代打安排, 可謂是「神救援」!
Dudamel跟Simon Bolivar SO的故事早已是音樂史上的奇蹟, 在一個老喜愛跟老美做對且相對落後國家「委內瑞拉」, 出現一個音樂脫貧計畫 El Sistema, 造就出超級指揮巨星Gustavo Dudamel, 並使得這個組合成為世界各地爭相邀約的超級組合之一。台灣總算有機會排進他們的行程裡, 而且還安排一次「貝多芬計畫」, 四天演出貝多芬九首交響曲, 的確得佩服牛耳藝術主辦超級音樂會的能力, 也是今年下半年相當受到矚目的音樂會。
然而今年委內瑞拉這個國家的狀況實在很糟糕, 自從石油價格崩跌後, 該國原本賴以維生的經濟來源斷裂, 為維持運作而採用錯誤的貨幣政策, 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誇張到用錢來當包裝紙都還比買包裝紙划算的地步。今年委內瑞拉狀況更糟, 總統選舉的弊端導致內亂, 在此情況下, 這次音樂會原本就是一個風險高的安排, 不幸真的遭遇到政府的阻攔, 而且是在出發前一刻才確認, 離音樂會不過才一星期之遙, 對大力宣傳的牛耳可真苦也。
一般而言, 遇到這樣狀況就是取消演出、安排退費就是了, 觀眾也沒甚麼可抱怨牛耳的, 當然對連著數天都安排音樂會的人是有影響, 畢竟這不是單一天的活動而已。沒想到牛耳竟然開始調兵遣將, 硬是找到一支小編制的Vienna Chamber Orch (VCO)來撐場面, 這是另一次冒險的開始, 想必牛耳必定衡量過全數取消的損失跟臨時調度成本的平衡, 我也就好奇地跟了第一場演出。
為何找VCO而不乾脆聘請國內的NSO/TSO等樂團呢? 這當然跟票價有關, Dudamel的票價是平時國內樂團的五倍價格, 如果仍是Dudamel自己單獨來, 或許還說得過去, 但是Dudamel也不來了, 也沒有同等級的指揮可替代的話, 那非得有支國外的樂團才交代的過去, 這是商業考量。然而臨時要一支常規的樂團在樂季期間來台, 應該沒這種可能, 因此像VCO這樣小編制且演出次數較鬆的樂團才有可能, 查一下該團的演出安排, 大約一個月兩場, 顯然也不會是個職業化的樂團, 人員調度應該比較有彈性, 然而要臨時增加到七八十人, 也真是服了牛耳的勇氣及調度能力, 可以想見此團必有很多槍手及臨時演員的。
樂團只要冠上個「維也納」這三個字就相對容易交代得過去, 畢竟是音樂之都, 搞不好路邊一招都是高手, 看過Blair Tindall寫的「叢林裡的莫札特」後, 槍手根本是常態, 也是不少流浪音樂家賴以為生的方式之一, 但要一次找到數十人仍然是很不可思議的事, 還得在事前沒排練的情況下, 到台灣再在一起排練一兩天就上場, 老實說, 我並沒抱太大的期望進場的。
樂團有了, 指揮相對容易找, VCO自己的音樂總監Stefan Vlader正在日本演出, 他也是知名的鋼琴家, 理應可由他直接從日本轉到台灣演出即可, 但牛耳卻找來年輕的Christian Arming, 他去年曾來台跟NSO演出, 名氣離Dudamel還有一大截, 但是願意臨時抽身來台指揮一支自己陌生且臨時擴充的樂團, 老實說對正在力爭上游的指揮可是個大冒險, 但同為奧地利人, 這樣的「奧地利組合」還是比較能說服人。樂團出征, 臨時換指揮的情況屢見不鮮, 牛耳上次遇到Chicago SO偉大的Muti不克成行, 臨時找了Osmo Vanska代替, 就像CSO團員說的, 本來會是120分, 現在也還是可以100分的! 但此次是「雙規」, 樂團及指揮都換了, 唯一沒變的是「貝多芬」及「票價」, 絕對是空前絕後的事!
無論如何, 還是得「結果論」, 既然沒辦法承擔不演出的損失, 那就得承擔演出成敗的結果。原本就不去期待一場超級的演出, 也不期待會比得過NSO, 帶著佩服牛耳勇氣的心情參加, 10/21這場演出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皇帝鋼琴協奏曲及田園交響曲, 只能說勉強交代過去。皇帝鋼琴協奏曲由VCO自己的總監Stefan Vlader擔綱, 至少安心多了, Vlader以快意輕盈的方式演奏, 樂團順著走, 沒有造成多少問題, 也沒建立多少特別印象, 此刻的樂團介於室內樂團與交響樂團之間, 偏向室內樂團的謹慎。
田園交響曲的問題就多了, Arming採用比較保險的速度及溫和的強度, 或許可以降低出錯的機率, 所以我們就聽到一場平平常常的田園, 如果這就是來自維也納的原汁原味, 那我也沒話可說, 就是一場貝多芬嘛! 至於樂團的演奏水平, 除了法國號頻頻走音, 其餘大抵平安下庄, 畢竟是來自維也納的核心區域, 不足的部分也看到NSO代打團員, 水準不會太差, 只是臨時組合的默契及缺乏排練的壓力問題, 會造成大家採取比較保守的作法, 樂團及指揮都很保守及拘謹。
所以牛耳就過關了嗎? 這樣的安排真的是「趕鴨子上轎」, 台上台下都是被趕的鴨子! 能在極短的時間湊出演出人員, 這般「神調度」的能力可謂空前絕後, 表示牛耳在音樂經紀圈上的確有很好的關係, 可喜可賀! 然而背後「不能放棄」的原因為何? 有贊助商的合約壓力嗎? 因為原定的第五場音樂會為「台積電三十周年慶」的專場音樂會, 這場開天窗比取消一般演出更糟糕, 我不理解如果用NSO來代替此場演出, 不是更能代表台灣的實力嗎? (雖然價碼不同), 相信張忠謀不會太計較這樣安排的。我猜牛耳應該還是為了避免產生價差及大量退票的損失, 因此才想盡辦法找支外國團體來抵, 讓買家能稍微平衡一下。
我還是很佩服牛耳的勇氣, 寫這篇文章只是在看當遇到音樂會演出者不能出現時, 主辦單位除了取消演出外, 還能如何安排及降低損失? 我相信是有「保險」可彌補一部分的損失, 但保險絕不足以涵蓋全部, 如果只是單一個人缺席, 損失不至於太大, 但像這樣大規模的臨時取消, 費用是很驚人的。記得當年新象原本興高采烈的要辦一場「三大男高音」演唱會, 包下中正紀念堂廣場, 大肆宣傳, 結果三大只能來兩大, 變成「二男一女三高」演唱會, 害得新象元氣大傷, 還得設法賣現場的活動椅子來減少損失, 但仍然造成新象從此退出大型音樂經紀的陣營, 休養好一陣子才再重出江湖, 我還真怕牛耳也遭此不測!
音樂會從一開始公布及售票後, 就有著「不可取代性」, 觀眾衝著演出者 (樂團、指揮或獨奏家)而來, 甚至連演出曲目都是買票因素, 因此任何改變都會產生問題, 所以一公布變更就會同時公布退票辦法, 選擇繼續參加的確是觀眾的自由意願, 所以沒有怪牛耳的意思, 畢竟我也是在「可預期後果」的情況下進場的。只是「神救援」背後思考的「神邏輯」是甚麼? 音樂會的「斤兩」是用甚麼衡量的? 一個「來自維也納的原汁原味」就可以說得通嗎? 「維也納室內樂團」臨時擴充成「來自維也納及附近的交響組合樂團」跟吃到「組合牛排」一樣, 不是不好吃, 標示清楚就行了, 應避免過分的誇大, 其實用室內樂團編制表演貝多芬, 是很常有的演出方式, 效果也很好、很有特色, 這樣就可以是「原切牛排」, 保持原味原樣, 不是更好嗎?

聽說T公司評估30週年慶的樂團已經有一兩年,NSO很早就在考慮名單之外,張董這場音樂會後一年就要退休,貝九是他欽點的曲子,等於是畢業音樂會,世界各地的客戶與供應商都來祝賀,不能輸掉面子,所以牛耳拼死命也要湊一團過得去出來。經費聽說是牛與T分攤。
可以理解牛耳的痛處, T公司的才是取消不得的。但從水準來看, NSO一定完勝VCO的。
反正送張董風光謝幕是主,滋養觀眾藝術靈魂為賓,牛耳(至少在外觀上)鋪張豪氣的節目風格,倒是很受大企業贊助主捧場,不得不肯定牛耳在這方面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