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 追逐的蹤跡

從去年12/21日周善祥(Kit Armstrong)第一場到今年3/10台北最後場，總共聽了他在台灣15場音樂會中的七場，聽第一場時是有點試試看的心態，他早在2011年就來過台灣演出，幾乎沒有印象，鵬博膽敢找他來演出五天的莫札特奏鳴曲全集，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膽，因為我是贊助單位的”貴賓”，所以頂多浪費點時間而已，沒想到就這樣展開這個驚異之旅!

第一天聽完，我寫下這樣的感想:

    之前有提過，在所有交響樂曲裡最常被演出的是”第五號交響曲”，而最被認為是絕命終結者的是”第九號交響曲”，當我繼續挖下去的時候，發現交響樂曲裡最神秘、最有得議論的是”第七號交響曲”，「七」這個數字對不少作曲家還真的是頗堪玩味的數字，就讓我來議論一下:

【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

    從1988年到紐約長島進修後，開始跑海外的音樂會，返國後經常出差歐美日等地，每到一個城市都會去尋訪一下當地的音樂廳及歌劇院，由於差旅行程不定，加上以往網路訂票也不發達，都是到達當地才去現場買票，這三十年下來，近百場的音樂會及歌劇，不管多麼熱門，不管有沒有掛上Sold Out! 只有一次沒能順利進場，我一直相信這是”秘密”的力量，總是會在絕處逢生，或遇到貴人，樂迷們聽來…

【美國經驗】

    2020年末，當新冠肺炎橫行全球，在台灣還可以在年底來個強力放送的音樂週，七天六場在四個場地的音樂表演，再加上一場電影，特別於臉書連續紀錄，整理如下:

Day 1 (12/21 Mon): Kit Armstrong 周善祥 @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喜歡聽古典音樂的人，都喜好做版本比較，那家沒有聽過個十來個版本的貝多芬交響曲呢? 一下子說卡神太甜了、一會兒嫌伯爺太沉入，聽場音樂會也要拿來跟唱片比較一番，我總以為每位樂友心中都有一個衡量的標準，而這心中的一把尺是否能把自己想要的演奏方式丈量出來呢? 我等不是音樂總監、演奏家者，手頭上也沒有掌握一流樂團或是一架史坦威鋼琴，難道我就只能當聽眾了嗎? 
    是的，少年欠栽培，老爸沒機會發現這位音樂天才，現在只能聽聽唱片、上上音樂廳，空中比劃幾下，陶醉在彷彿是自己指揮演奏的想像裡。然而，AI卻有可能完成我的心願，讓我指揮維也納愛樂演出貝多芬交響樂全集，或是用史坦威彈奏蕭邦的夜曲，這會是一個”完美”的版本，至少是我心中完美的版本。

遺憾是無法彌補的事，在有限的時間及身心狀態的限制之下，總有些事沒來得及完成，或是自己引以為憾，或是後人引以為憾，而後人往往會試圖彌補這個缺憾，有聽過子女去完成父母的遺願，也有後人試圖揣摩完成未完成的作品。

AI是一種自我學習的技術，透過深度學習方式，不斷的從已知的資料中萃取出特徵，然後套用到未知的資料上，試圖去理解、解釋、分析、辨識這個未知的資料，然後得出預期的結果。因此，理應有機會去完成一些未完成的事，當然這也是種”揣摩”的結果，畢竟逝者已矣，也無從招魂驗證。

這故事又得倒推回到當兵的時候了! 兵變是役男最揪心的事，偏偏該遇到的還是會遇到，那年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正好上演，我也在休假時搭著平溪線的小火車遊蕩，假日人多，記得在三貂嶺換搭的宜蘭線普通車，擠了不少人，我就擠到黑黑的行李車，對著敞開的大門，望著基隆河谷，伴著空隆空隆的火車聲，這不正是”戀戀風塵”裡的場景嗎? 我不就那位阿遠嗎? 好個比悲傷更悲傷的情景!

“戀戀風塵”裡，陳明章用一把爛吉他，隨興式的彈奏出煤礦區灰灰濛濛的、簡陋潮濕的氛圍，勾勒出貧困出身的青少男女淡淡的情愁，這是我最喜愛的侯孝賢電影，也被陳明章的音樂深深的吸引住，原來音樂可以那麼簡單，只要氛圍對了、情境對了、心情對了，輕輕地敲打就會直入人心。

當年流行卡式錄音機時，最讓我很急切著按下錄音鍵的音樂就是喜多郎的”絲路”，一陣風起的聲音後，飄渺的音樂聲飄盪在無盡的沙漠及天地之間，頓時如飛天的敦煌神仙似的，心情變得平靜安詳，奇妙無比的聲音。

喜多郎(Kitaro, 1953~) 本名高橋正則，喜多郎為其小名，取其”希望成為喜樂多的男孩”之意 (一說取其與”鬼太郎”日文同音)，沒有上過正規的音樂教育，幾乎是自學而成、渾然天成的音樂人，他也真是天才，各種樂器隨便摸一下就能上手，甚至還能臨陣代打，藝高人膽大! 可以看到他在現場演出時，除了慣用的電子鍵盤外，還有鼓、蕭、電吉他等樂器，近乎是”直覺式”的學習方法，一切隨著音樂走，自然流瀉而出。

     曾經有那麼個年代，晚間的娛樂是俊男美女或恩愛夫妻穿起禮服，攜手走入夜總會，啜飲著香檳，慢慢地品嘗著美食，欣賞著舞台上傳來輕鬆愉悅的樂聲，然後隨著輕舞，再踏著月光回家…

      如果是去音樂廳歌劇院，就沒飯吃、沒酒喝，還得正經八百的；如果是有歌手演唱，又得轉身聆聽；如果是爵士，規模小了些；於是令我想起了大樂團演奏的”輕音樂”，舞台上響起的是音響豐富的管弦樂，而演奏的是輕柔無壓力的音樂，似乎延續了歐洲宮廷舞會，史特勞斯家族的舞曲… 這正是在六零、七零年代風行的”輕音樂 (Easy Listening)”，而其代表就是曼陀瓦尼及波瑪麗亞大樂團!

住在宿舍的年代，大部分的人都是以廣播電台為主要的音樂來源，當年以中廣及警廣為大宗，晚上社團活動結束後，十點到兩點間是收聽的熱門時段，李季準、凌晨、倪蓓蓓等充滿磁性的聲音，配合著台呼及開場白，就這樣伴隨著書本度過夜讀的時光。當時中廣的台呼聽起來頗有震撼力，但也就是讓自己知道電台轉對位了，還有可以當整點提醒的鬧鐘用，那年代連手錶都算奢侈品的。

同一個年代，就在上大學前兩年，台視的”五燈獎”出現一位奇才- 陳中申，每週迫不及待的看他過關，每次看主持人在喊"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四個燈”，就在猜這次應該要”五個燈”了，果然全亮! 無懈可擊的登上”五度五關”，我也因此買了笛子，買了入門書本，開始胡亂吹，進大學後，還加入國樂社拜師學藝，可惜資質不佳，老是吹不出那個韻味，現在那幾把笛子還掛在牆上，朝夕膜拜一下。

這次COVID-19造成嚴重的疫情，直接促成了網路數位化的加速到來，商家無法開店門，開了也門可羅雀；辦公室能關的關，大家回家工作；旅遊業及航空業則苦思無解；雖然台灣防疫得當，我們沒有這麼緊迫的壓力，而且還因為數位化科技的大量暴增而獲得不少利益，但是我們也可能因此而放慢數位化腳步，等疫情過後，反而成了數位化落後的國家，光看三倍券大都拿紙本就知道了。

疫情造成Work From Home (WFH)從名詞變成動詞，推展了十幾年的”行動辦公室”理念一夕之間成局，既然都已經WFH了，那怎可不Listen From Home(LFH)呢? 國際間的音樂廳、歌劇院等表演場所都關門，改以”線上直播”或”線上推播”來取代現場表演，使得LFH成為必要，於是我展開了延遲已久的”邁向網路數位音樂”之路，老實說真得落後很久了，大叔雖然是在科技業，但除非是我自己做的產品，否則我都是屬於Late adaptor，不見黃河心不死…

古典音樂的出版商在盛行時，不外乎DG、EMI、Decca、RCA這些大廠牌，出版的速度很快，每周都可以很快樂地逛光華商場，大玩紅綠配，也有些較小的廠牌像Erato、Teldec、Telarc等出來提供眾人晉升A咖的機會。就在這樣百家爭鳴的環境下，出了一家專出”奇怪音樂”的ECM，簡潔的封面設計，有著抽象的意象，一群沒聽過的音樂家及作品，好奇的買一些來聽，直覺就是怪怪的新音樂。因為ECM，才知道有位Arvo Pärt，跟葛拉斯(Philip Glass)一樣成了我滿能接受的新音樂。

佩爾特(Arvo Pärt，1935~)出生在當時仍隸屬於蘇聯的波羅地海三小國之一的愛沙尼亞(Estonia)，初出道時期是蘇聯前衛音樂的代表性作曲家之一，無調性、十二音列等都玩，也受到”當局”嚴重的關切。一直玩到1968年寫了”信經(Credo)”這部大作後，佩爾特突然覺悟了，決定拋棄以往的作曲方式及技巧，經過八年的沉潛及東正教的洗禮，佩爾特終於發展出他獨特的技術，他命名為”Tintinnabuli (鈴鐺)”，一種經過濃縮、計算、平行互動的音樂表達方式，成了他很個人的音樂語言。

許久以前，Decca在古典音樂部門這邊推出了Ute Lemper唱的柏林酒館歌曲(Cabaret)，滿吸睛的，這樣的演出方式一下子讓我摸不著邊，跟當年Sarah Brightman引吭高歌Musical一樣，既不是歌劇般的聲樂唱法，也不是流行音樂那樣的放縱，也因為Ute Lemper的關係，我才注意到懷爾這號人物。

庫特·懷爾(Kurt Weill, 1900-1950)又是位德國的猶太人，跟上回介紹的Korngold一樣的血統關係及困擾，懷爾在學生及年輕時期以古典音樂作曲為主，也擔任過歌劇院的指揮，學習過程斷斷續續，一直到跟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學作曲才算正式出師，之間他還當起作曲家教，學生包括大鋼琴家阿勞(Claudio Arrau)及大指揮家Maurice Abravanel! 這樣看起來，懷爾應該會成為古典音樂作曲家才對! 他的作品還滿受當時名家的讚賞，如史特拉文斯基等人!

去歐洲旅遊不外乎教堂、城堡、宮廷、博物館這類以人文為主的景點，我們這類的音樂愛好者就會再加上音樂廳及歌劇院，每個城市都差不多，去過幾個就行了(被老婆噹耳朵了!)。去美國則是看大自然壯麗的美景及科技感刺激性十足的主題樂園，人家地大物博又錢多多啊! 雖然兩處的基本文化根源相同(本人支持#BlackLifeMatters#)，產生的音樂可就大大不同了，歐洲有3B等人建立起雄厚的古典音樂基礎，很純然的人文色彩；而美國則發展出自由奔放的爵士及流行音，如果說是整合美國自然風光及爵士音樂，那就非葛羅菲莫屬了。

葛羅菲 (Ferde Grofe, 1892-1972)是德裔美國人，來自音樂家庭，但他自己學得很雜，甚麼樂器及雜工都玩過，這樣也能玩出個名堂，還追隨他阿公、舅舅當了十年的洛杉磯交響樂團小提琴手! 翻了他的履歷，沒看到他明確的學院派教育，反而像是因為喜愛而自動自發的”才子”，這也符合了當時美國步向大鳴大放的自由氣氛。

讀大學時，還處於戒嚴時期的尾端，國樂社的小老師跟我說可以去大學口的”沙鷗”私購大陸的曲子聽聽，但只能掛耳機”偷聽”喔! 當時只能”私下問店員，聞師有私藏”，買了"梁祝"、"黃河"、"草原小姊妹"等錄音帶，躲在宿舍偷聽，在那個還在唱”龍的傳人”的年代，聽到”黃河大合唱”真會淚流滿面的，那時最紅的台灣古典作品是馬水龍的"梆笛協奏曲"，已經聽得我感動不已，此時再聽到梁祝黃河，整個民族情緒高漲，隱約聽到了”野性的呼喚”，原來我們是”狼的傳人”，那是”龍的傳人”!

陳鋼、何占豪、杜鳴心等都是歷經文革的大陸作曲家，多少得為祖國服務，作品的民族特色濃厚，在華人間傳遞容易，到西方就只能當點綴用了。一直到譚盾才真正的突破了這個界線，就是這位很會呼喊的譚盾，把東西方的距離拉近了不少。